摘要：中国的经济学过去所以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不能融入国际经济学界，也不能恰当地指导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 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形成的规范，来研究中国活生生的现实。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规范包括这样一些内容：首先是针对实践从现实中提出问题；其次是以假定条件限定所研究经济现象的范围；第三是建立说明经济现象关系的理论模型；第四是从模型推导出理论假说；第五是进行统计事实检验；第六是得出明确的结论；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 以这样的思路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回顾和检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学所以没有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而只是政府政策的诠释），没有能够融入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不能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也没有能够恰当地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进程（理论脱离实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最主要的是：没有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学界长期形成的现代经济学规范，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实际发生的活生生的现实。所谓现代经济学规范，包括研究思路、方法、语言和技巧等方面的方法论范式；所谓活生生的现实指的是实际发生并不断重复的经济现象，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而不是“概念演绎”那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科学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总结过去的经验，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通过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来研究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而取得的。中国经济学未来将向何处去？我们认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推进应该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规范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规范大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环节：I－提出问题；II－建立模型；III－统计检验；IV－得出结论。或者可进一步具体细分为这样几个子环节：1、提出问题；2、前提假设；3、建立模型；4、导出假说；5、进行检验；6、得出结论；7、对策建议。下面分别论述之。
　　（一）、提出问题
　　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从问题开始的。经济学问题的提出大致有两种情况：１、 对于开创性研究，问题来自一些实际发生并不断重复的经济现象，但是尚无人对此进行研究。于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有规律的经济事实便成为研究的起点。２、对于继承性研究，虽然前人曾有过讨论，但是，或者由于被新的经验事实所证伪，或者由于内部的逻辑存在矛盾，需要进一步探讨，于是研究的起点是对前人的研究提出疑问， 继而构建新的理论。不难推论，这两种情况本质上是一致的。 继承性研究不过是开创性研究的继续和深化。二者都是试图对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而不是从本本到本本，从概念到概念。以这种方式提出的理论本身就来自于实际，因而根本就提不出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过去总提“理论联系实际”，关键是那些理论不是来自于实际，至少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实际）。一般地说，能较常人更早更敏锐地注意到某些经济现象，并且恰当地、往往是具有导向性地提出问题， 是经济学大家的品质。这正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思路的第一个环节——提出问题——的重要性所在。这样的例子在西方现代经济学中不胜枚举。
　　其实在中国也不乏这样优秀的学者， 只是由于我们长期忽视了现代经济学的另一规范——知识产权与文献检索制度，致使这些优秀学者被大量的模仿者或抄袭者所淹没了。毫无疑问，一个适当的经济学问题的提出，无论是开创性研究，还是继承性研究，都需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于继承性研究， 只有详细考察了前人的理论并且承认之，才能从中获得研究的问题，否则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对于开创性研究，虽然尚未有人涉及，但是，一方面，只有检索了相当的文献才能得出这一结论，另一方面，即使前人尚未涉及该领域，但是相关的领域或相关的研究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不尊重知识产权，也不太注重文献检索工作，使得我们的研究中的剽窃抄袭现象屡禁不止，低水平重复的状况也未得到根本的好转。 翻翻许多学者的著作，许多人都在同一时期“首次”讨论同一问题，且论点论据相似，就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当然，问题的提出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侧重实证的问题， 或侧重规范分析的问题等等。我们主张，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就是要多关心中国改革与发展中发生的现实问题。 这是由研究对象的国度性所决定的（见本文的第二部分）。
　　（二）、建立模型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规范中，建立理论模型是最重要的一环。理论模型是对影响某一经济现象的若干变量之间相互关系进行系统表述的逻辑体系。影响经济现象的经济变量可能很多，理论模型就是对其中关键变量的相互关系的系统表述。 理论模型的好坏主要就是看它能否抓住影响事物的关键变量并且简单明确;从数学的角度看, 既简洁明了又能概括关键变量的相互关系的模型就是好的。构建一个理论模型需要有三个相应的子环节：I、 前提假定; II、逻辑推导;III、导出假说。
　　（I）、前提假定
　　设立前提假定就是对所选定的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限定和抽象。由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不限定范围就会抓不住重点从而认不清事物的本质。这就象化学家要进行实验必须将实验对象放在一定的温度、湿度，甚至真空状态一样。有的时候，由于研究的手段和条件的限制，只能先排除复杂的情况，将问题限定在相对简单的范围内。当然，根据研究的需要和方便， 有时候，也可以逐渐将限定的范围扩大，即放宽假定。例如，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理论最初的核心仅限于消费品市场，后来逐步扩大到两部门模型(加入资本市场)、三部门模型(加入劳动市场)，以及四部门模型(再加入国际市场)。
　　那么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前提假定呢？应当尽量符合现实。但是必须明确，实际上，任何假定都是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的，因为假定本身就是对现实的重新改造。合理的前提假定是指：被假定的对象仍然保留了它在自然状态中的本质特征，并且这些本质特征更为明显和一般。比如关于理性人的假定。对于定义类的假定，应抽象出它在自然状态中的本质属性。任何理论的前提都是一组假定，因此各假定之间不能有逻辑矛盾。比如不能既规定某种生产是收益递减的，又同时认为它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假定前提必须使逻辑推导具有可操作性，最终得出明确的结论，否则再好的假定也没有意义。
　　强调研究过程中设立前提假定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的假定条件排斥了无谓的概念之争。因为假定前提已经包含了对研究对象的定义，即对研究对象的限定。定义是前提假设的一种，因为它是对事物的内含和外延的限定。于是，如果不同意理论中的某些观点和结论， 可以去寻找所由推导和产生这些观点的逻辑矛盾，或者修改某些假设使之更符合现实，而不必过分纠缠于概念本身。其次， 重视前提假定可以避免对理论的曲解。 经济学中的某些定理或命题由于产生于独特的社会背景下，许多假定是隐含的。于是当我们不加分析地一股脑地全盘拿来时， 如果某些隐含条件在中国不存在，理论的应用就会受挫。比如， 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需求管理中的财政赤字政策，有一个隐含前提是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 而且存在着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但是，在我们引进这一理论时，由于当时中国的市场价格尚未放开， 短缺经济还十分突出，大量的财政赤字，必然会加剧通货膨胀。然而由此而简单地否定需求管理理论显然是不恰当的。可见在创立、介绍或应用

一种理论时弄清楚假定前提是何等的重要。
　　（II）、逻辑推导
　　建立模型的第二个子环节是逻辑推导。这一环节是利用演绎逻辑从设立的前提假定中推导出所需结论的过程。逻辑推导有多种表述方法。（1）一种是语言逻辑，即利用文字语言进行逻辑展开，一个“因为X所以Y”的句子，实际上就表达了一种逻辑关系，这里X就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很多经济思想家的著作一开始都是用文字写成的，比如凯恩斯的《通论》，只是到了后来经过希克斯等人的努力才转换成数学语言。 当然，以文字语言表述的推导往往不够严格，并且容易产生歧义。数十年来，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种种误解都是源于这种日常语言的缺陷。（2）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几何图形。几何图形比日常语言要严格得多且更加直观，而且比数学公式的表达简单清晰，尤其是在比较静态的分析中更加直观。 但是几何图形大多只能分析二维或三维空间，还有很多模型无法直接用图形来表示。（3）最严格的表达方式是数学推导公式或方程式，虽不形象，但可描述多维变量。
　　虽然各种语言都可以用来描述理论模型，但现代经济学倾向于更多地使用数学。因为经济学试图科学地解释人类社会的活动规律，而科学规律总是符合逻辑的，也正因如此，我们说科学是一种逻辑体系。而数学语言是最严格的逻辑形式。尤其是数学表达的逻辑简单明了，无歧义，并容易被证实或证伪。 就是说数学可以使理论的逻辑更加严密，从而更好地解释世界。虽然马克思说经济学不仅要解释世界， 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但首先是解释世界，只有能清晰地解释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经济学普遍采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基本原因。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曾形象地把经济学比喻成睡美人，这个睡美人的醒来，成为社会科学中活灵活现的真的美人，需经过两次亲吻。一次是凯恩斯理论的创立使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第二次就是数学方法的运用。 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就是用数学方法对以往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从而使经济学向科学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马克思也曾说过，一个学科只有当它能用数学方法来描述时才能真正成为科学。
　　目前国内外都有部分经济学家不赞成使用数学，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数据质量太差，无法使用。这是一种误解，因为经济学模型至少有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两大类：理论模型即使是用数学符号表述的数理模型也是对经济现象的性质的描述，勿需使用具体的数据；而计量模型则必须代入数据，并且要估计参数。可见以数据质量差（其实同某些国外的数据相比，我国的数据也许更可靠）为由而不使用数学分析方法，显然是把计量模型当作全部的经济模型了，而实际上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况且我们这里强调的更多的是用数学符号表述事物性质的数理模型。
　　另有一些人认为使用数学推导就是在玩数学游戏，并且惊呼经济学有变成数学的危险。虽然在西方，一些领域的确有滥用数学的倾向，但是中国经济学界使用数学的程度毕竟是远远不够的。这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数学能力低，而主要是源于针对方法论的思维范式尚未转换过来，尤其是那些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社会哲学”的人们更是如此。 对于经济学演变成数学的担心实际上完全是杞人忧天。物理学可以说是使用数学最多的学科，但是物理学从来没有演变成数学。恰恰相反，正是数学和物理学的相互亲和，才导致了物理学中的种种重大发现。现代经济学也是如此，大量数学的拥入，使经济学理论日臻成熟，而同时经济学的发展也相应地带动了数学的进步。著名的不动点定理、数学规划、博弈论等等都是由于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
　　实际上，在理论推导中使用数学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使用复杂的数学公式。因为数学推导本身也具有不同类型。有时为了方便起见，人们可以使用简单的线性方程，如需求函数只定义为y=ax+b，或者一些经典的函数形式，比如生产函数使用柯布－道格拉斯型的或里昂惕夫型的，效用函数使用相对风险厌恶的或绝对风险厌恶的等等，这些都非常容易操作。当然有时为了精确和完美的需要，使用一些更一般的数学形式，比如生产函数，不用那些经典结构，而直接采用y=f(x)这种一般形式，更有甚者，直接用集合方式来定义。这样推导过程就可以更严格一些。可见，使用数学的程度完全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来确定的。
　　一个简单的模型一旦暂时成立，它的发展往往是一方面努力放宽假定前提， 使之适用范围更广泛，另一方面深究每一个推导环节，使之内部的逻辑更严密。 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必须依赖大量的数学方法。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般均衡理论，上世纪末，瓦尔拉斯只是简单地证明了只要针对n个变量存在n个方程，则一般均衡必存在。后人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引入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定理，使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得到了最严格的证明；另一方面努力使一般均衡由有限维空间向无限维空间拓展。 
　　当然，由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刚刚起步， 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尚未被模型化、理论化，因此，我们提倡在经济研究中使用数学，强调的是一种方法， 而不是要求只有使用高深的数学才算得上好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完全可以先从简单的数学工具开始。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可能越简单的模型越有价值。毕竟它可以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的起点。

　（III）、导出假说 
　　建立理论模型的第三个子环节是推导出一个或一组清晰明确的理论观点。 这是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这些理论观点可能是包含一定经济学含义的数学结果。 但是好的理论观点必须是简单明了的。不能用简单的道理来解释的理论不是一个好的理论，艰深晦涩并不是科学的本质。有时，为了统计检验的需要， 当理论观点中涉及的变量的数据无法采集时，往往可以从主要的理论观点中引申出一个或几个推论，将推论用于检验。这些理论观点或推论在尚未得到统计检验之前，一般被称为理论假说。
　　（三）、统计检验
　　统计检验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第三个大环节，也是最为困难的一环。统计检验的重要性在于，检查理论假说能否经得住经验资料的验证。如果能，则说明假说没有被证伪，可以暂时得以成立；如果不能，则需要重新构建理论模型。 统计检验一般都利用计量模型来进行，由于已有许多成熟的计量工具和手段， 似乎检验问题并不困难，但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首先，由于技术条件和财力的限制，社会科学尚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构造一个严格可重复性的实验。由于前提假定的约束，从理论模型中产生的任何假说都是有条件的真理，因此，对假说进行检验的数据资料也必须符合同样的前提假定。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构造一个与理论假说完全一致的环境，或者由于根本没有那种手段，或者由于代价过于高昂，这种实验的难度实在太大了。因此，在经济学中，严格的统计检验几乎成为一种“神话”。例如，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在进行统计检验时， 由于正常的统计资料来自自然状态，既没有模型所要求的关于理性人的假定， 也没有关于生产函数的假定，更没有技术水平不变的假定，最终使得检验的结果与模型的假说之间误差达到70％，产生出著名的“索洛残差”问题。
　　依照标准的证伪主义，如此大的误差必然会导致理论的证伪。于是，人们将这70％的误差看作是技术变动引起的，从而导致了新一轮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但是，即使新的模型能将技术变动内生化，也仍然是有前提假定的，自然状态的数据依然会产生新的误差，除非将所有的假定全都内生化，但是没有前提假定的模型永远是不存在的，因为那已

经不是科学了。因此可以说，经济学中的统计检验虽然应当力求严格，但实际上往往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其次，科学的理论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还要能预言未知的世界。预言的准确与否是对理论假说的严格检验。这里，“预言”指的是两层含义，即一是发现人们没有观察到的新事物或新规律；二是预测未来。这两项工作也需要统计检验来完成。但是对于第一层含义来讲，经济学似乎至今也没有发现什么人类经验尚未感觉到的新鲜事物，所有的研究都是在解释已往的经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实证的）。新古典经济学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也不过是在继续诠释着二百多年前斯密已说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当然，即使能有新的发现，由于上述社会实验的难度，这种新的发现也很难被证实或证伪。对于第二层含义来讲，问题更加严重。经济学家的预测似乎往往不大成功。因为“未来”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而理论都是有前提的，任何不确定因素的作用，都会导致预测的失败。
　　在建立理论模型方面，经济学已经远远地走到了其他社会科学的前列，与某些自然科学不相上下，但是在遵循证伪原则方面，在预测未来方面，经济学并不比历史学之类的社会科学高明多少。那么，我们是否就因此放弃对假说的检验，放弃对理论的证伪，乃至否定整个现代经济学呢？我们认为,虽然经济学与理论物理学相比还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成熟程度的差异就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性质这一本质属性。实际上，随着实践的进步，许多统计检验中的难题正在被突破。 即使没有可能做复杂的实验，但只要现实状态接近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验证还是能够进行的。经济学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利用政府一年内两次调整税率的机会，验证了相对收入假说。有的时候，为了检验的需要，还应主动地寻找各种符合假定前提的事件。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由于制度变量的统计资料很少，经济学家引入了案例分析。当然要寻找到接近假定前提的自然状态的案例是一件相当艰苦的工作，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正如科斯教授所言，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不是要搞一年、 两年，有些研究要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虽然社会科学的实验困难重重，但是人们仍在努力创造条件去构造逼近理论前提的环境。近年来，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正是迎合了经济学家这方面的需要。而在劳动经济学中，人们通过生物学的知识利用鸽子验证了向后弯曲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假说。这些都不能不说是一种尝试。可以预见，当我们的手段更加丰富，或者财力更为可行时，对理论假说的近似验证还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经济学就能够更完整地解释世界，而且预言世界的任务也能部分地得以完成了。
　　当然，要求经济学完全准确地预测未来是脱离现实的苛求。在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中，对于精确的预测大都也是不现实的。同自然界相比，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整体，这个系统中某一部分的偶然的、微小的变化都会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经济学只研究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规律，任何非经济系统或经济系统内其他因素的变化都会对所研究的理论假说的初始条件(假定前提)产生作用，因此要求经济学家准确地预知未来是不可能的。只要理论假说在与前提假定相近似的环境下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经济学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无条件地预测全部人类未来并不是社会科学的任务。实际上，正如未知世界是永远不能穷尽的一样，对于人类而言，准确的预测也许永远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按照预期理论，准确预测本身就会对人们的未来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导致预测的不准确。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无论如何，统计检验是进行经济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紧随其后的逻辑子环节是得出结论，无论理论假说被证实还是被证伪，都需要得出明确的肯定性的或否定性的结论或进行修正（当然有的假说需要多次检验）。最后一个子环节是根据结论提出针对所研究经济现象的政策建议，即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限于篇幅不再对这几个子环节展开讨论。
　　（四）、研究方法
　　以上我们论述了现代经济学研究规范的基本环节，从提出问题，到建立模型，再到统计检验，最后得出结论和建议。这是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思路。对任何一个经济现象的系统性研究都应包括这几个大的环节。当然，由于每次研究的重点不同，在实践中这几个部分也是可以分离组合的。有的只涉及第一个环节，通过对前人文献的回顾和综述，或者对经验现实的总结和归纳，引发出一个研究问题。有的只涉及第二个环节，即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提出一个理论假说，但未进行检验，这可能是受文章篇幅
　　的限制，或者因为数据不足，或者由于研究者对统计方法不熟悉。还有一些研究则只对前人的假说进行统计检验，以证实假说的存在或者证伪它，从而引发新的思考。当然也有只进行政策性研究和设计的。 如果从整体上把上述研究思路划分为两大部分，即提出假说与进行检验，则应当说一项完整的研究应包括这两部分中的主要环节。因此各项研究就完整程度来说是分为不同层次的：第一层次的显然是既提出假说，又进行检验；第二层次的是只提出假说，不进行检验；第三个层次是只进行检验性分析。无论处在那个层次都可能做出很优秀的研究。当然处在第一层次的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样的研究思路决不意味着每项研究都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事实上这个思路在研究过程中是混沌的，有可能是先有一个模糊的结论，然后再反过来设定假设及建立模型等等；也有可能是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后，接着就进行事实检验，然后再建模等等。对于叙述研究成果来说同样如此。完全可以先将结论表述清楚，然后再进行证明，这要依据于研究者的习惯和风格。
　　这样的一个大思路所以是有效的且被人们认可，还因为这个思路中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的具体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可具体细分为这样一些：
　　第一是实证方法，即研究是什么的问题。但是这需要具体化，其中可能包括两种：一种是抽象实证，按所使用的语言的不同可分为(1)数理实证，即使用数学方法的实证性研究，这是现代经济学中最流行的方法，和(2)思辨式实证，即使用思辨式语言的实证性研究，典型的如马克思所使用的黑格尔的思辨式语言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另一种是经验实证，即使用实际数据的实证性研究，这又包括(1)归纳实证，(2) 检验性实证。　
　　第二是规范方法，即研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也需要具体化，可能包括这样一些分支：(1)价值判断，(2)制度政策，(3)假设性研究，(4)推测性研究，由一件事推测另外事情的研究，(5)预测性研究，对未来趋势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不是关于实际上是什么的研究，而是应该是什么的研究。
　　这些研究方法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都是必需的，不能先验地假定某种方法好，而另一些就不好。研究方法要服从研究的目的。对于一个学者或一篇文章、一本书来说，使用什么方法取决于研究的对象及研究者对方法的掌握程度。当然从总体上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的，这是由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是从实际的经验事实决定的。本文要强调的是这些研究方法都是由基本的研究思路所统率的，是包含在其中的，即所有这些研究方法都体现在上面提到的经济学研究的规范思路中。比如抽象实证主要体现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经验实证主要体现在对假说进行检验的过程中；价值判断和制度政策以及推测和预测主要体现在后面几个环节中；而假设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开头几个环节中。
　　还需说明的是，这样的研究思路不是我们的发明或创造，只是我们对现代

经济学研究的特征的概括。它实际上甚至也不是现代经济学家们的创造，而是他们从现代自然科学那里借鉴过来的。比如物理学、化学、数学等领域一直是大致按这样的思路进行研究的。经济学要成为真正科学的，也必须借鉴它们的思路和方法。

二、研究中国的现实经济运动
　　我国经济学界有一个不同于现代经济学规范的研究传统，即概念之争。 对理论的研究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于是研究的思路根本不可能遵循上述规范，而只能是引经据点式的哲学思辨。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不断诠释和考据，曾经一度占据经济研究的阵地数十年。如今，虽然受外部环境改变的影响，这种考据式的学风在逐渐削弱，但是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尤其是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由于缺乏严格的研究规范和评判标准，这种引经据点式的研究通过制度、产权、契约等等概念之争又一度盛行。但时代终究进步了，关于制度的案例研究有可能将经济哲学拉回到经济现实中来。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中国的经济学今后发展的方向可能主要是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规范研究中国现实中的经济运动。我们在前文中也提到，对于吸收借鉴现代经济学研究规范，首先需要将“问题的提出”指向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主要是源于经济学研究的国度性或民族性。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的学术理论包括经济理论要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或曰国际化，就必须始终把关注的焦点对准本国本民族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和特殊经济经现象。即要走经济学中国化的道路。鲁迅先生针对文学作品所说的“没有民族性也就没有国际性”的道理对经济学研究也是一样适用的。
　　经济学研究的国度性是由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由于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跨度和时间差异，必然要求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因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其最为关注、最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需要不同的经济理论为之服务。一方面，由于经济现象的时间差异，历史上不同经济理论、经济学说的演化和替代正是经济活动变迁在经济理论上的一种映射。比如，在30年代大萧条发生以前， 西方国家一直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没有失业和通货膨胀，当时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是论证“看不见的手”；大危机以后，由于经济波动、失业及通货膨胀的加剧，导致了整个经济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宏观方面，产生了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另一方面，就经济现象的空间跨度而言，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比如德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 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它的独特性，即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反映到理论上，德国经济学界在历史学派的传统理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至今仍把其基础理论称作“国民经济学”。尽管并没有脱离西方标准经济学的范畴， 但是它更注重探讨在一般规则约束下的经济活动的自律。
　　经济学研究的国度性，也是由于经济学家们的实际经验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经济学家要清楚地解释一定社会的经济现象，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相互关系，必须以他们对这些现象、变量的透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前提。显然经济学家对本国、本民族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最为了解和熟悉。因此，经济学理论上的创新多半是通过深入研究经济学者最为熟悉的本国经济之现象而获得的。在经济学说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提出都是以本国当时面临的经济矛盾立论，并分别为发展本国的商业和农业而献计献策。他们的学说虽然对其他国家也具有借鉴作用，但理论本身的提出却是源自于本国经济的。这提示我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研究中国经济的现实。
　　要研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或者说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就是要在坚持经济研究规范化的前提下，把中国自己的现实经济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必须研究中国自己独特的东西，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前提，理论模型，甚至一些特殊的结论和政策等等。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界实现理论创新，为世界经济学作出贡献的基本途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中国近期的经济学是关于“过渡问题”的经济理论，这种“过渡”绝非仅仅是体制变迁，而具有鲜明的“双重过渡”特征。从发展水平看，我国正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过渡， 最终完成由“二元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从体制模式看，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双重过渡表明，中国的经济进程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相互交融，相互推动又相互制约的过程，作为这一进程的理论反映，中国经济学必然是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结合。但相对而言，发展水平的过渡是一个更为基本的方面， 推进经济从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是中国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然而，现存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是西方标准的宏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还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中国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在体制转轨的制度背景下，对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转变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归纳，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和总结，从而推动改革和发展。
　　中国经济学作为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说，尽管形式上并不试图作出一般的概括，但其独特的国度性中即包含着一般意义。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问题，其理论成果无疑是对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有益补充。其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的、改革中的泱泱大国，在国际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资源、经济结构以及资源配置的制度特征等方面在中国表现得更为充分，加之近年来，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使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越来越具有国际性意义。这意味着，以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学，不仅是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分支，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对双重过渡问题的研究， 将是对整个经济学理论大厦的补充和完善。
　　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规范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现实经济运动，研究活生生的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中国的经济学就一定能够健康发展，并且尽快融入国际经济学界。